61384031I  陳爰霓

後蔣經國時代與政治自由化後的省籍問題的轉變 （1987-1990）

 

一）民進黨的成立﹐直接挑戰戒嚴體制禁忌﹐而且獲得成功﹐對於創造出新的、有尊嚴的﹐以及動員原來被壓抑的臺灣人的「我們意識」﹐有積極作用。雖然民進黨否認自己是一個以「臺灣人」為主的政黨﹐但是﹐在爭取民主的同時﹐一方面要求「組黨、解嚴」、「廢除老代表萬年國會」﹐另外一方面它也鼓勵「臺灣人出頭天」、「認同臺灣」、批評後來的外省人統治者像「乞丐趕廟公」﹐這樣的政治基調。這樣的政治動員過程﹐當然是以臺灣閩南族裔（「臺灣人」）為主﹐臺灣「客家人」也包括在內但是沒有被特別的區辨出來﹐促使臺灣的各種問題﹐從國際地位到人權壓迫到經濟、環境、文化各類問題﹐都可能被歸因為「被外來政權壓迫」的問題﹐也就是「省籍壓迫」、「外來人」統治的問題。

 

二）面對民進黨的挑戰﹐國民黨黨內的「臺灣人」菁英﹐因為可以沖淡國民黨的「外來屬性」，而逐漸受到較大的重用。一九八七年蔣經國死後﹐繼任的李登輝更加速改變國民黨權力屬性的省籍成分。李登輝利用黨主席與總統的職權﹐逐漸取得外交、軍事、大陸政策的重要決策領導權力﹐ 並解決一直代表中華民國「法統」、「正統」﹐在蔣經國時期不能解決的「萬年國會」問題。

 

總結從光復到威權時期﹐到前蔣經國時代的政治自由化﹐到後蔣經國時代﹐臺灣的政治過程﹐先經歷了統治者對於當地人民的不平等關係與多面向支配﹐黨國威權統治系統的建立﹐同時也確立了「省籍問題」的制度化面向。之後在地人民（聯合一些開明自由的外省人）對於威權體系進行抗爭﹐並且將當前的政治不平等問題「形塑」成一種「外來政權」的壓迫﹐

開展了以「臺灣人」為主的政治反對運動。最後﹐國民黨在壓力下被迫進行「自我轉化」﹐重新安排不同的權力位置﹐調整過去國民黨黨內的權力不平等現象﹐以適應新的政治挑戰﹐造成了後一階段的國民黨內部的「省籍問題」。

 

參、國家認同問題與「捍衛中華民國」（1989 - Present）

 

解除戒嚴前後﹐海外台獨運動和島內反對運動﹐在國家認同的論述上取向一致﹐關於國家認同的政治衝突才在這個關頭浮現﹐可以比較無禁忌的討論﹐也才正式成為臺灣政治過程（鬥爭）的一部分﹐這時候﹐原來不平等社會組織方式的「省籍問題」﹐才轉化成為新的所謂「國家認同」衝突問題。

 

從「省籍問題」到「國家認同」問題﹐因此﹐並不適當將之歸因為「族群對立」的結果﹐ 也不是因為既有「族群意識」的對立而發生的。

 

一）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徹底疏離：

假定一般臺灣人在日常生活中沒有被國民黨吸納到既有的政治體制裡（如地方派系）、不在國民黨的國民教育文化體系中謀生活﹐中國、中國國民黨都容易被認定為反抗的對象﹐而「台獨」作為一種「出頭天」、「自己做自己主人」的政治解放號召﹐成為官方認同的替代對象。

 

二）「後來者壓迫」與「反抗壓迫」的全面化過程：在九Ο年之前的反對運動中﹐國語幾乎成為壓迫、而「台語」成為反抗

壓迫的象徵。「語言」不僅僅只是溝通的工具﹐它同時是社會關係中的普遍「媒介」﹐因此和權力關係重疊﹐這使得以「台語」為主的「閩南族裔」臺灣人﹐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認識到自己的文化「次等」地位﹐ 使得個人的「生活不滿」可以歸因於國家的同質化壓迫過程。

 

三）被「出賣」的恐懼經驗與疑慮：

從過去到臺灣被當成「復興基地」與「自由中國」﹐都是在臺灣人除了服從與接受之外﹐既無選擇﹐更無表達自己意願的空間。

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八Ο年以來的持續改革開放以及對臺統戰喊話﹐要求「國共會談」並恢復到過去的內戰架構裡﹐或者說﹐反覆提出「一個中國」、「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說辭﹐帶來臺灣人再度被國民黨、中華民國出賣的恐懼疑慮﹐擔心再陷入四五年「回歸祖國」的災難。

 

四）有政治機會與理性選擇的誘因：

民進黨的成立給與「臺灣人」、特別是國民黨體制外閩南族裔臺灣人一個參與政治的上升管道﹐ 提出臺灣獨立、否定中華民國的政治主張﹐是一種更激進的政治重組與取得政權的計畫。

 

進入一九九Ο年﹐一方面台獨在臺灣的政治舞台興起﹐另外一方面國民黨正開始自己的「省籍問題」內鬥。李登輝領導的「本土」國民黨勢力主張採取比較容忍與妥協的態度﹐認為這是民主化的必要過程

﹔另外一些像郝柏村這樣國民黨的傳統忠貞成員﹐則態度十分強硬。因為黨領導階層的步調不一致﹐所以在面臨民進黨的挑戰時﹐就顯得處處被動與保守。

大眾認為「形象清新」、大部分是外省籍的年輕國民黨立法委員﹐以原來在立法院常常和黨中央對立以及與民進黨台獨立委衝突的「新國民黨連線」為主﹐見大勢已去﹐留在國民黨內沒有什麼希望﹐就宣佈離開國民黨成立「新黨」。

 

臺灣的「統獨」問題﹐「國家認同」問題﹐因為民進黨與新黨的分別進行的群眾動員﹐加上國民黨的不斷「本土化」動作﹐而擴散到社會各層面﹐成為九三到九五年之間「白熱化」的議題。

 

 

肆、「四大族群」的誕生－「國家認同問題」的演繹論述:1990 - 至今

 

在進入後解嚴時代﹐過去的「省籍分類」反對論述﹐「臺灣人vs外省人」二分法中的「臺灣人」一類﹐把所有的閩南族裔語族裔、客家語族裔、原住民族裔都包括在內﹐容易忽略「臺灣人」一類中的差異﹐從而受到反對者有關「福佬中心主義」的指控。反對運動為在破除先前的中華「同化主義」之後﹐仍然推動新的社會整合工作﹐必須重新界定不同的人群﹐進而將這些差異重新整合到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想像之中。

臺灣的政治轉型 與政治的”族群化”過程.pdf

 

61384050I-馮氏安

我從閱讀 「解析台灣人/中國人認同:2000-2021年」

 

1. 政治背景影響認同

台灣的政治環境在這段期間經歷了多次變化。隨著民主化進程的深入，民眾對於台灣身份的認同感逐漸增強。尤其是2000年後，民進黨上台，強調台灣主體性，這使得許多台灣人開始更加自信地認同「台灣人」這一身份，而非單純的「中國人」。

2. 中國大陸的崛起

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對兩岸關係也產生了影響。一方面，部分台灣人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進而強化了對台灣身份的認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對於中國的經濟機會表示認同和向往，顯示出對於中國身份的複雜情感。

3. 社會文化的變遷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尤其是網絡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台灣年輕世代的認同觀念也在變化。他們更容易接觸到多元的文化，對於國族身份的思考更加多樣化。有些年輕人認同「台灣就是台灣」，而非簡單地與中國劃上等號，顯示出對地方文化和價值的重視。

https://jestw.nccu.edu.tw/uploads/paper/tw/4pa63_0109.pdf

 

 

 

 

 

白仲筠

 

1954-1968年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又稱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是非裔美國人為了爭取與白人的同等地位而發起的運動，是非暴力的抗議行動。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9D%9E%E8%A3%94%E7%BE%8E%E5%9C%8B%E4%BA%BA%E6%B0%91%E6%AC%8A%E9%81%8B%E5%8B%95)

代表領袖為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是一位美國牧師，也是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於1963年發表了一場極為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演講中他不斷重複使用「I have a dream」一詞。這次演講最終促使美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宣布所有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為非法政策。(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8%91%E6%9C%89%E4%B8%80%E4%B8%AA%E6%A2%A6%E6%83%B3)

越南戰爭（1955年－1975年），簡稱越戰，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等國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協同南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對抗受美國等國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國）的一場戰爭。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大約死了六萬人左右，於是逐步將軍隊撤出，最終北越擊敗南越並統一越南。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6%8A%E5%8D%97%E6%88%98%E4%BA%89#%E4%BC%A4%E4%BA%A1%E7%BB%9F%E8%AE%A1)

 

第八週 臺灣的國家認同

許敦喻 81184001I 

閱讀文獻：穩定與變動：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與統獨立場之分析

在這篇論文中，利用長期民意調查數據探討了台灣民眾在「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和統獨立場上的變遷與穩定性。研究發現，台灣民眾在個人認同上的多樣性和變動性逐漸增加，但在集體認同上的穩定性相對較高。作者分析了多個影響因素，包括年齡、教育背景、居住地、經濟狀況以及政治環境等，這些因素對認同的變化具有顯著影響。研究顯示，儘管面臨內外政治壓力，台灣民眾在「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上的選

主要發現：

1. 年齡：年輕一代更傾向於持有「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2. 教育背景：受過更高教育的民眾在「中國人／台灣人」認同上的分化明顯。

3. 居住地：居住在不同地區的民眾認同和統獨立場也有顯著差異。

4. 經濟因素：經濟情況對民眾的認同選擇有一定的影響。

5. 政治環境：內外政治壓力會顯著影響民眾在認同選擇上的多變性。

林瓊珠（2012）。穩定與變動：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與統獨立場之分析。選舉研究，19(1)，9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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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紅-61184050I

 

台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省／外省族群差異的縮減 

 

文獻重點

1. 本省與外省族群的教育與職業差異逐漸縮小

l戰後初期，外省移民在教育與職業上享有較大優勢，但這種差異隨時間減少。

l研究發現，外省人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優勢在新世代中逐漸縮小，甚至可能出現逆轉。

2. 語言與文化資本的影響

l外省人在語言與文化適應上相對有優勢，特別是在國語流利度與文科相關領域。

l這種優勢影響了他們的科系與職業選擇，使其子女較多進入公務體系或語言相關職業。

3. 族群不平等無法再製的原因

l早期外省人集中在軍公教與媒體產業，這些職業難以累積「創租資才」（如企業經營、資本累積）。

l由於這些職業無法透過代間轉移來延續優勢，導致外省人的優勢無法延續到下一代。

4. 社會變遷與族群融合

l隨著社會流動性增加，族群隔閡減少，本省與外省的社經地位差距逐漸消失。

l兩族群的就學、就業機會逐漸均等，代表族群身份對個人成就的影響力變小。

5. 政策與社會因素影響族群融合

l政府的教育擴張與公平競爭機制，使族群差異縮小，學校與職場中的族群比例更加均衡。

l語言政策影響深遠，但最終也未能讓外省族群維持長期優勢。

 

文獻閱讀心得

 

                 這篇文獻讓我思考，族群身份的影響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社會變遷逐漸調整。作為一名越南籍學生，我對這種身份認同與社會流動的議題特別有共鳴，因為我自身也在適應不同文化與社會環境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認同。

 

                 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早期外省人的優勢並未能持續，這點顛覆了「族群優勢可以長期延續」的想法。這說明，不論族群背景，若無法掌握關鍵的經濟與社會資本，優勢很難持續傳承。這也讓我聯想到，全球化下的社會競爭，個人的成功越來越取決於實力，而非單純的背景或族群身份。

 

                 此外，文中提到語言與文化資本在族群流動中的角色，這讓我回想起自己在學習華語與適應台灣文化的經歷。語言確實能影響一個人在社會中的競爭力，但最終，決定個人發展的還是能力與機會。這篇研究讓我更加理解，族群不平等不是絕對的，而是動態變化的。對於社會來說，如何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才是比身份歸屬更重要的課題。

 

文獻參考:台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省／外省族群差異的縮減.pdf